我边吃鸡蛋挂面汤，边听四姐说着她的工作。写材料其实主要指领导讲话、文件编写、调查报告、典型材料等，在九十年代以后统称公文。其实在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中这种东西已被锤炼得炉火纯青，大字报、小字报、无中生有的专案组调查报告、拔苗助长的“假大空”典型材料等等。它的格式是固定的，只要填上迎合时代潮流的时髦词语就成了，类似于封建时代的“八股文”，在九十年代一些大学开设了公文写作为公共课，对此我是很不以为然的，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所谓百家争鸣，百舸争流，经这么一个“八股文”培训班出来的人，文章则都戴上一副千人一面的脸谱，可惜了许多年少。

    但你要官场上挣扎，还必须戴上这个脸谱，否则便会被打入“另类”，连一个“好文吏”也作不上，更何谈“好官”了，前生五年县委秘书的生涯使我对这副脸谱的应用更是磨练得得心应手。我把一些公社常用公文的格式、写作技巧给四姐简单地讲述一遍，还给她举出一些例文便于她理解。

    “切记，写这些材料不需要漂亮的词语修饰，简洁是最大的特点，它不同于诗歌、散文、通讯，也不需艺术的夸张，和小说是不一样的。”我最后又强调了一点，“四姐，吃完饭了，去看看你们办公室的报纸吧。”我得把国家的政策动向了解得多一些，虽然报纸上不一定都能及时地刊载出来，但这也是当时了解全国动态的唯一渠道，电视未曾普及，全县也只有县委有一台，电台信号太差，只能收省电台一家，电脑？听都没听说过。

    四姐把近期的《人民日报》、《J省日报》、《梁州报》都给我抱到她宿舍(办公室主任权真大，连书记的《人民日报》也敢动)，拉上门她又回办公室写她的材料去了。

    翻开七月份的报纸，7月1日、2日《人民日报》、省报头版头条都是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胜利闭幕的消息，会议通过了党中央提出的把全国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这可是国家的一项重大举措，我急忙拿出笔摘抄一些要点。

    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增选彭真等人为人大副委员长、任命陈云、薄一波、姚云林为副总理(此时叶剑英为委员长，邓小平、李先念等为副总理)。老将都出马了，“四人帮”余党下台后形成的政治真空迅速被务实的老将们填补上来了，看来党中央的纠错平反工作已近尾声。

    大会还提出国民经济要进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这一个八字方针对于在十年浩劫造成的国民经济近于全面瘫痪的复苏、提高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

    特别是这次大会还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一系列措施，出台了《中央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政府组织法》、《选举法》、《中外合资企业法》等七部法律。

    在《组织法》、《选举法》中进一步明确了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全国人大，详细阐述了各级人民代表的选举方式，这对于恢复和加强被“文化大革命”摧毁的我国政权机构、人民当代作主的国体制度是相当重要的。而“文革”十年靠“打、砸、抢”、“造反有理”的抢班夺权无政府主义状态也一去不复返了。

    刑法中明确规定保护私人所拥有的一切合法财产，包括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其它生活资料，以及依法个人，家庭所有或所用的自留地、自留畜、自留树等生产资料。

    刑法中还规定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它权利，不受任何人、任何机关非法侵犯，严禁聚众打、砸、抢，严禁非法拘禁、诬告陷害，对以暴力或其它方法，包括用“大字报”“小字报”公然侮辱他人或捏造事实的处三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春天来了，春天来了，我看到这里不禁替全国的老百姓拍额相庆。

    这几部法律出台的重大意义没经过那个时代的人是绝对领会不到的，特别是八0后的年些人，他们理所认为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人身权利更是要得到首先的保障，至于肖像权、言论自由权那也都是基本保障，看来有必要在这里给他们补点历史知识(不敢说是补课，咱没那水平，互相切磋)，在五、六十年代起，特别是六十年代“文革”起的十年中，林彪、“四人帮”一伙所造成的危害是极其严重的，不夸张的说中国已到了亡国的边缘，国民经济一片瘫痪，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整个被砸烂，学生不上课搞串联，工人不开工搞武斗，解放军不练兵搞支“左”，砸烂公检法，党委靠边站，老干部是走资派下台，知识分子是臭老九打到；打、砸、抢的不学无术的造反派横行天下，农民老百姓一边种地，一边摇头：不是咱不明白，而是这世界变得怪。在这种情况下哪有你的人权和私有财产的保护权？国家主席在任就被造反派拉出批斗直到死亡，多少老元帅，老将军(那可都是扛枪带兵的)时刻提心吊胆，随时准备接受“小将”们的批斗、再教育，那都是伤筋痛骨“触及灵魂”的再教育，有几位元帅、将军就是含冤倒在了这些“教育”之下。

    国家主席、元帅、将军们命运都是如此，村里的平头老百姓就更惨了，家里喂了点鸡、猪、羊的，咱给你“割资本主义尾巴”，抢光、杀光；沟沟畔畔种了几棵树的，砍光、烧光；你敢口出怨言，稍加反抗，不用公社的人说话，大队支书，民兵连长就有这权，一声令下：基干民兵，把他捆起来送学习班。那时候各大队都有基干农民，出于备战需要，全都是荷枪实弹，公社、大队都有学习班，不听话的抓起来送到学习班，那可不是给你本《毛选》让你学习，一绳子吊起来，沾水麻绳、木棍、大头鞋(所谓翻毛皮鞋)帮你进行触及皮肉的“灵魂深入闹革命”，当时相当一部分人就死在了这种学习班里，死个人也没关系，通知家人来领，自绝于人民、自绝于革命，带着一颗死不改悔的花刚岩脑袋去见他的老祖宗了。家属日后还要受到不时的牵连，替死人接受批判，当时大队支书、民兵连长可是能掌握一个的生死命运的。九十年代流行一句话：别拿村干部不当干粮，要搁在当时，老百姓才是干粮，谁想吃就吃。

    至于民主问题，在我国还有些历史原因，旧中国直接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脱胎而来，封建专制主义、官僚主义，家长作风等封建意识、伦理道德观念影响严重，长期以来不少人把民主看作是作风问题，甚至看作点缀(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还有不少这种现象)，以“人治”代替“法治”，把个人的意志强加到一切法律之上，只要集中，不要民主，把整个社会搞得毫无秩序可言。

    这次出台的七个法律，虽然只是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律建设的开始，但标志着社会的一切已纳入良性发展轨道。“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将从根本上把“人治”转向“法治”。虽然这七部法律除“中外合资法”外均在八0年一日一日施行。

    看到这里，我不禁得意忘形，哼出一首当时尚不存在的歌：“一九七九年，那是一个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