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轰隆隆，轰隆隆”沉默已久的雷声炸雷般突然响起，震得窑洞似乎都在颤抖，铜钱般雨点急聚地落下来，打在窗台、玻璃上发出沉闷或清脆的响声，地上很快形成了一条小河流淌着，雨点一个劲快速冲刷着地上的一切，仿佛老天爷借这雨水洗涤人间一切的肮脏。

    “四姐，你不用心焦，先吃点饭，我也一天没吃，快饿死了，妈，还有饭吗？”我宽慰着四姐：“这不是什么大事，他一个公社副书记还翻不了天。有天理，有王法，别说他，就是比他再大的官，也抬不过一个理、一个法去，共产党的天下不是他一个就能霸住的。”

    “就是，咱告他去，还有没有王法？还能让他这么欺负人？‘四人帮’都粉碎了，他还横什么？”众人开口了。

    “可人家是公社的领导，咱一个平头土农民能告倒他吗？倒不如让四女子和公社说一声，咱还是回来种咱的地，过两年找个好人家嫁了，过咱的日子，惹不起咱还躲不起吗？唉，忍了吧!自古讲，民不与官斗，斗不过啊!”爹愁苦着脸说完，又含住他的旱烟锅，浓浓地吐出一口烟。

    “爹，你这就说得不对了，民不与官斗是啥年代的事了，现在新时代、新社会，又不是老古以前‘八字衙门朝南开，有理没钱别进来’的时候，咱有理走遍天下都不怕，把官司打到北京中南海，咱也要争这口气，”三姐马上反驳。

    “三姐说得对，现在不是黑白颠倒的年代了，多少老干部含冤被打倒现在不都平反了吗，他张卫青是什么人咱不知道，但他从县领导被降到公社来肯定有问题，三姐夫明天你和我到公社、县里跑一趟，看看这张卫青到底是什么东西。不要怕他官大，咱有理，有政府撑腰，公社不行，咱到县里，县里处理不了，还有地区、省里、中央，就不信治不了个他。对了，回来时我宿舍的一个同学给了我他爸妈、还有他叔叔的地址，听他说他叔叔是咱地区的革委会副主任。”我拿出郭勇塞给我的哪张纸(其实火车上我已看过，为了给他们壮胆，宽心，我又拿出让他们看)，“看，他爸妈也挺厉害，一个是省公安厅刑警总队的，一个在省委秘书处，估计都有一定职务。他叔叔叫郭天明，吃完饭后，大姐、二姐你们和姐夫们都回去，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他张卫青敢欺负咱，咱也治得他后悔让他妈养下他这个现世宝。”

    我的一番话一扫窑里充斥的愁雾，三个姐姐舒展眉头过去帮妈做饭，四姐也端起妈刚热好的鸡蛋面疙瘩汤小口吃起来，我和三个姐夫聊起我大学的一些事情和家里猪、鸡的喂养情况。

    外面的雨不知什么时候停了，只听见大地上淙淙的流水声和远远传来河道里洪水怒吼声混交在一起，使得这个傍晚久久地平静不下来。

    第二天早晨不到九点，我刚吃完饭洗嗽后准备去找三姐夫。“咣当”一声大门被撞开，三姐夫急急忙忙冲进来，“五儿，五儿，不好了，公社的那个什么书记带了胡堡大队的五六个基干民兵进村了，刚才在路上他们打听你家，让我看见了，这可怎么？”

    妈的，欺负人欺负到家了，我脸腾地红了，顺手拿起院子立着的一把铁锹闯了出去，三姐夫抓了一把镢头地跟在后面，“三姐夫，你不要出来，和老人们在一起，守住院里。”不能让三姐夫冒这个险，他还有个家呢！

    ‘五儿，五儿，我的活神神，你不可敢和人家打，人家民兵有枪呢，里面装的可是真子弹！”爹在后面没拉住我，急得脸都白了。

    “没事，爹，我吓唬吓唬他们，打不起来，你儿是北京念书的大学生，他们敢动我？”

    那伙人已走到我家坡底，领头的戴一顶蓝布鸭舌帽，后面跟着五、六个背枪的民兵，有的手里还拿着绳子。

    “你们是谁？你们要干什么，走错门了吧。”我居高临下望着他们冷冷地问。

    “我们是公社的，接到革命群众的揭发，说你们家大走资本主义道路，挖社会主义墙角，今天来这里采取革命行动，割掉资本主义的尾巴，你是谁？(旁边有个民兵在他耳边说了什么)呕，你是吴家的五儿。好，你是北京念书的大学生，革命道理懂得的多，要主动站出来，支持我们的革命行动，反戈一击，同这个家庭划清界限，一刀两断，站到我们革命队伍的这边来。”

    我望着他那张布满指甲痕迹的脸，嘲讽地说：“你是公社的张卫青副书记吧!你欺负了我姐，我没找你，你倒先送上门来了。你没睡傻吧？割‘资本主义尾巴’，现在是一九七九年，不是一九六九年，你醒醒吧!十一届三中全会去年就开过了，让一部农民凭劳动先富起来这是中央政策，你张卫青能大得过中央？张卫青听你这名字，就不是什么好鸟！你保卫哪个‘青’，‘四人帮’粉碎都三年了，你还念念不忘，思想有大问题。你犯错误才到我们公社，什么错误，‘打、砸、抢’吧，你个‘三种人’还不老实。”管他是不是“三种人”，他敢混淆黑白，咱也如法炝制，送他一顶帽子戴戴。

    “那是他们对我的诬蔑，我响应号召‘造反有理’，还有错了？你不支持革命行动，连你一块打倒，把他捆起来，‘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绣花作文章’”，他扭头冲几个民兵喊：“还愣着干什么，对待敌人要疾风骤雨。谁不动手，我回去让你们大队每人扣100个工分。”

    “谁敢？”没等他们挪步，我大喊一声，举起铁锹：“张卫青，你个‘打、砸、抢’的三种人，不看书，不看报，天变了，不是你们‘造反有理’的时候了。睁开你的眼看看吧，今年7月1日、2日国家的新法律出来了，《人民日报》、省报都登了，依法保护私人拥有的一切合法财产，包括自留地，自留畜、自留树，不受任何机关，任何人的非法侵犯，我家养的鸡、猪都是自留畜，懂嘛，我的副书记大人!新刑法明确定严禁聚众‘打砸抢’，严禁非法拘禁，你们这是干什么？犯了法是要判刑的，三年以上五年以下！你说你们几个干啥跟着疯子扬土土，你们生牢他替你们去，还是给你们送饭？他连他自已也保不了啦，用大字报捏造事实，公然侮辱他人，张书记是你干的吗，你等着坐牢吧，这也是犯法的，估计三年徒刑是跑不了，回去和家里的告个别，准备蹲监狱吧！”新《刑法》1980年1月1日才实施，先用来唬一下这帮“法盲”。

    几个民兵都开始往后退，不是几个工分哄的谁肯来，都是前后邻村的社员，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蹲监狱可不是几个工分能抵住的。张卫青也被吓住了，但他已没退路，不好下这个台阶。正在这时，大队支书胡云珍带着几个民兵起来了(不过没带枪)“张书记，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到我们村有什么事先和我们打个招呼，怎么把外村的民兵也带来了，出了事谁负责，这事咱们得说道说道。”胡云珍精着呢，好事坏事先把你套住，要不哪面出了事他都得担责任。

    “说道个屁！”张卫青一转头就走，那几个民兵急忙跟在后面，心里那个悔呀，真不该跟上这个混球来，以前还听过人家吴家三女婿讲怎样喂蚯蚓呢!都是这混球害的，以后再咋见人家。“突、突、突”一阵黑烟，他们坐着手扶拖拉机走了。

    安顿一下家里，和胡云珍打个招呼，我和三姐夫准备去公社，被胡云珍拦住了，“永成，让你三姐夫在家照应着，我和你一块去公社，这张书记也太不象话了，动我村里的人屁也不跟我放一个。”是非屈折看来他也看不下眼了。

    到公社后先找了公社王书记，这是任力走后新来的，我不熟悉，仅在上大学时见过一面，听了经过后也大为光火：“这个操蛋货差点给我捅下大乱子，地区因为他以前‘打砸抢’，清理‘三种人’时要开除他，县里个别领导力保他，毕竟当过县革委会副主任，手上又没命案，才瞒着地区打发到咱们公社，我以为他‘吃一堑长一智’不敢瞎闹了。今天我从地区刚开会回来就听说了他和你姐永丽的事，还没顾得上问他，又给我闹下这事，真是个惹祸精，我找他去。”真是“三种人”，看来我还真没有冤枉张卫青。

    “王书记，我想先给任力书记打个电话。”

    “你不知道，任书记去中央党校学习一个月了，走了七八天啦。”

    看样子任力又能上一个台阶，中央党校可不是白学的。“那我给地区革委会郭天明副主任打个电话？”搬神降土地也是必要的，越过公社这一级可不好，人家又没说不处理，但关键是他没权处理，这一级干部处理权在县。

    “你认识郭主任？”，“他是我同学的叔叔，挺关心这事的，让我给我回个电话。”这牛得吹一点，不然这电话就打不成了，当时公社打电话都要经过批准，特别是这种事涉及到上访。

    “好吧，现在我带你到机房去，等电话也得一段时间，我去和张副书记谈一谈。”

    当时只有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安装了拔号电话，其它地方都是老式的人工交换机。在我们每个公社有一个电话机机房，要想和地区通话，先由公社机房分机接通县邮电局总机，县总机再和地区局总机联系，地区局总机再和地区大院分机联系，等待时间长，通话声质差，有时甚至等一两个小时。

    我正无聊的等电话时，王书记进来对话务员说：“你先出去一下。永成，刚才我和张副书记谈了谈，他已经认识到自已的错误，愿意向你姐、你家赔情道歉，并保证以后对你姐不打击报复，我认为也应该给他个改正错误的机会，你看，咱们是不是到此为止？我让话务员撤了这个电话。”

    “不行！”我毫不犹豫，“我们土社员、烂农民也不是好欺负的，我要让他知道，他这次算踢到铁板上了。”